党史学习100天专题十六——“历史周期率”揭示的执政者从严到松、从勤到怠的嬗变过程

“历史周期率”，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语出《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句话揭示了夏商两代兴亡的现象和原因。1945年，黄炎培在与毛泽东窑洞对谈中，根据中国古代社会王朝兴替的历史事实，把这一兴亡周期现象上升到历史发展规律的高度，进一步描述了“历史周期率”的嬗变过程。

无论是兴勃亡忽的最初表述，还是黄炎培对“历史周期率”的阐发，都揭示出社会历史不断呈现从兴到亡周期的一个关键原因，在于统治者自身从严到松、从紧到散、从勤到怠的变化。

在“周期率”的上半段，统治者一般是“罪己”，即检讨、严格要求自身，干事创业聚精会神，其发达兴旺是必然的；随着时间的延伸，到了“周期率”下半段，统治者一般是“罪人”，即放纵自己，怪罪臣民，精神懈怠，惰性发作，且由少数演为多数，其衰败灭亡便成必然。

“历史周期率”是否也对共产党执政发挥着作用呢？

苏联、东欧的剧变，特别是执政 70多年的苏联共产党的垮台，值得我们警惕和深思。苏共在有 20万党员时夺取政权，在有 200万党员时打败德国法西斯侵略者，但在有近 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终结了自己。前期创造辉煌，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自身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步调一致；后期走向衰亡，则首先是其自身思想混乱、组织松散、纪律松懈、各行其是引发的恶果。

习近平在谈到苏共垮台时深刻指出：苏联解体前，在所谓“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苏共放弃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允许党员公开发表与组织决议不同的意见，实行所谓各级党组织自治原则，一些苏共党员甚至领导层成员成了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的急先锋，成了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大喇叭，苏共党内从思想混乱演变到组织混乱。最后，这样一个有着 90多年历史、连续执政 70多年的大党、老党，就哗啦啦轰然倒塌了。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内部同样必须时刻防松、防散、防怠。能否坚持从严管党治党，关系到党的兴衰成败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苏联、东欧的剧变，仿佛应验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它们把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的希望，寄托在随着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更新换代，特别是和平年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人执掌政权后，能够忘却、抛弃包括从严治党在内的优良传统作风，从而改变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苏联共产党的转向并丢失执政地位，发生在戈尔巴乔夫等在十月革命后出生的这一代领导人执掌政权期间并非偶然。

西方和平演变的图谋同样考验着中国共产党。邓小平在苏共垮台后不无担忧地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邓小平的这一历史之问，需要时间和实践来回答。

党的十八大以来，带领党和国家继续前行的历史使命，落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上，落到了习近平所说的“我们这一代人”身上。这一代人执政，所处的无疑是一个十分关键的阶段。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一代人治党治国的状况，对于跳出“历史周期率”、粉碎和平演变图谋，巩固和发展党成立 90多年、执政近 70年积累的丰厚成果，保证红色江山代代相传具有特殊意义。

习近平指出，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就要对党、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负责，就要敢于同破坏党的领导、损害党的肌体的行为作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着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管党治党诸方面取得突出实绩，为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